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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姓也姓得稀奇，就叫着袋猪，日本音读为Fukuroi（虎苦罗野）。
（日本人用汉字的“猪”
就代表野猪，普通的家猪，他们是称为“豕”
或“豚”
的。
）
这位袋猪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坏，但他相当客气，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说，假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很可以帮忙。
我对他是取着戒心的，心里倒暗暗地在私自庆幸，幸好这位豪杰不是住在市川。
安娜经过视察的结果，她对于市川相当满意，于是在视察后的第三天上，我们便由品川一直迁到市川来了。
横田的尽力自然是值得感谢的。
经他的奔走和说项，得到平田检事的同意，以为我可以不必声张，只消和地方上的负责人接一个头便行了。
平田还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地方检事樋口（Higuchi），由横田陪伴我去见了他。
他原来也是六高出身，和我是先后同学。
这位樋口检事又亲自领着我们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长见面，说明了我寄居的来意。
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论理是不敢专擅的。
经了检事亲自出马的介绍，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
为孩子们进学校的事，他们也愿意帮忙。
市川是有一座两级小学的，但不曾收过外国学生。
为孩子们不受同学的歧视起见，他们建议不妨用他们的母姓。
这是在他们官宪的同意之下作假的事情，我自己当然也同意了。
事件的进行，就这样一切都非常顺利，顺利到连自己都感觉着稀奇。
这是怎么的呢？日本人怎么会这样放松我呢？平常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分，都是暗暗地受着监视的，凡是有留学生居留的地方，不怕就是在冈山或者福冈那样的乡下，都是有一两位刑士（日本的便衣警察）专门设来照管我们的。
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亡命之徒了，怎么反而这样受着优待呢？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比以前更开明了吗？不，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
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逐渐受着摧残。
特别是所谓“三一五”
事件，即三月十五日对于日本共产党的大检举，就是我搬到市川来不出十天内的事。
我要算是在逆流中游泳着的，而一切却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这不是足够稀奇的吗？
在介磐还没有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住的寄宿舍里去，那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里面住着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我在他的房间里的时候，有好些同住的人也都来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晓得介磐就是介磐，晓得我就是我的。
其中有一位突然提起了郭沫若来，有点伤感地说，不知道郭沫若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郭沫若是被关在南昌的监狱里的，是朱培德把他抓起来了。
有一位更说已经牺牲了。
我和介磐听了，只好彼此看了一下。
不久成仿吾也从国内来了，他在市川的寓里住过几天。
据他说，就在那“三一五”
事件之后，国内又流布过这样的谣传，以为我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已经遭了大辟。
北平的报纸上还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
。
这便激起了很多年轻朋友的悲哀，有的人还做过很长的诗来追悼过我的。
我能够不感奋吗？国内国外的年轻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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