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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由于成仿吾的来，我得以详细地知道创造社的工作情形，《文化批判》一出版之后，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了青年的拥护。
我听了是很兴奋的，但朋友们的一种严烈的内部清算的态度，是由于我多活了几岁的关系吧，我始终认为总有点过火。
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
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
仿吾也开始感觉着矫枉有点过正了，他说他在动身之前，曾经提议过组织作家联盟，把分裂的局面再结合起来，抵御那可能到来的外界的压力。
他这个建议我是极端赞成的，但我是身居海外的人，仿吾也要到远远的欧洲去了，我们对这建议的促成上都无能为力。
——这个建议到后来——怕是在一年之后吧，是被采纳了。
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
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仿吾的赴欧洲，也是经过了由敦贺到海参威的那条路线。
他很有意思要我和他同去，我也很有意思想和他同去，但我可能吗？拖着一大家子人，不要说旅费和生活费大成问题，就是要在日本办出境证，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了。
四
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
鲁迅自己已经很坦白而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闲集》序言）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
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
出来的。
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也是容易理会的事情。
中国现代化的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一句老话：国情不同。
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着的。
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
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
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
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
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
，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东京有很多的旧书店，大抵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神田区，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区。
我在一天下午，就在本乡三丁目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
那是在前的水户藩的藩学读本，虽然有些日本式的句读点，差不多完全是白文。
但我所需要的正是这白文，我没有多的工夫和兴趣去和前人的注疏作纠缠。
这书还有一种好处；上下两册把经同传整个分开来了。
这也正合乎我的需要。
把这书买回家，费了六天工夫，我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后来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篇，被收入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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