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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四川人的乡土观念似乎没有广东、浙江那些省份的来得浓厚。
这,或许也就是四川人的好处。
四川话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处打锣。
然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就连那些鹅蛋石也都想团结起来了。
鹅蛋石中之尤近于鸵鸟蛋者,记得有谢持,有熊晓岩;其次有王兆荣,有数学家何鲁,有敝同宗郭步陶,有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当今圣人曾琦,南薰和我也凑了两脚。
否,南薰倒是很热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发动者便是他与何鲁与步陶。
他们三个人的确很热心,何鲁不惜金钱,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笔舌。
磋商了多少次,同乡会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开成立大会,记得是在一个讲堂里,不记得是什么学堂。
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举出了一批职员,而且很多。
干部是王兆荣、何鲁、郭步陶、漆南薰几个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担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记得是“宣传”
还是“文牍”
。
在我的下边有一位李民治,别号德谟,他当时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后来在北伐时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识是在这几起头的。
第二次是聚餐会,会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宁波会馆。
为什么要聚餐,聚餐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在场有杨杏佛的演说,我是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他说话的。
人颇瘦削而高长,有满脸的天花,是一种才子型。
他那口齿的清白,措辞的简洁,思路的有条理,的确是名不虚传。
他和何鲁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鲁请来的。
——我的记性真坏。
这聚餐说不定本是第一次,就为的是开成立会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会倒是第二次了。
第三次的职员大会也是借的一处私立学校的讲堂,是在楼上。
讲堂是空了出来,在一边安着一张条桌作为主席台,前面围放着几排板凳。
另一边放了一张大餐桌,准备了一些茶水。
职员到得不少,将近四五十人。
有各科各股的负责人,也有各学校、各商帮的代表。
开会如仪,通过了好些议程,议到要审查我所做的《宣言》来的时候,吾乡圣人曾琦中途出席了。
他是第一次出席同乡会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读了一遍。
说句开诚布公的话,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得意。
虽然总不免是所谓“洋八股”
的那一套,但就仅那一套在当时并没有好几个人能做。
前面已经说过,连“帝国主义”
那种字眼都要犯讳,也就可想见了。
结果依然是犯了讳。
“洋八股”
也有“洋八股”
的路数,既在做五卅惨案的宣言,无论是怎样会做搭题,总不会搭到“学而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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