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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为学校的手续没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书，未寄旅费来，而屡次催我去上课——弄得我不很高兴，我又谢却了。
第三次有聘书和旅费寄来了，而且升了官，是做主任。
达夫既在那儿，又有张资平是那儿的理科教授，颇有声望，而且正领导着一批青年作家。
有了这样好的条件，论理，无论怎样都是应该去的了。
但我却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面说过，中华学艺社的人所打算组织的学艺大学，我是挂名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被预约着充当将来的文学系主任。
委员虽仅是挂名，主任也仅是预约，然而，怎好见了实利便抛弃了朋友们的厚谊，而向高枝飞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书和旅费一同退回去了。
这次的辞退，觉得很对不住达夫和太平洋社的人。
达夫写了信来，说是我的辞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虑。
北大的陈西滢也写过信来劝我，他照例是用着那种使我有点难堪的措辞。
他把武昌比成隈马，叫我去当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
他说，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
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
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
一会儿要和你道弟称兄，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梁出世。
这真是不合算的。
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
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树立了一个势力，又怎么样呢？何况那样的建树，也谈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够树立成一个中心势力的，却没有几个。
其实我的参加学艺大学的组织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实上是失败了的。
这，且留待后述。
在学艺大学开办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学当过几天讲师，结果是那儿的办事人把我当成“么二”
，而且有一两位国家主义派的学生更曾打过我的翻天印。
足见专靠封建意识便能盖世称雄的自然有那样的人，而我却没有那种本领。
当我初回上海时，大夏便想找我去当讲师，讲文学概论。
因为钟点少，每礼拜只两个钟头，而校址离我的寓所又远，我没有答应。
但终因那儿的学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办事人有一位是留东同学，他直接间接地总要拉我去帮忙。
我在第二年的四月，新学期的开始，也就答应了每礼拜去讲两点钟的文学概论。
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
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
之探讨为对象。
这种“细胞”
的成分，在我看来，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
开始是简单的，继进是复合的，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
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创作过程。
情绪的波动是有感染性的。
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
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
小儿见人哭则亦哭，大人则哭之所以然如不说明，或说明而不得到适可，他不会和你同声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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