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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兵间去”
，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
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
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
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的一样。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
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
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
人到下了决心，唯物地说时，人到了不要面孔，那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读了我那《三部曲》的人听说有好些人为我流了眼泪。
就是我们的达夫也受了感动，他把我们的旧谊又恢复了转来。
他从北京寄来了他那篇《北国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后在《周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作品。
决定要分离了，泰东自不免起过一下恐慌。
南公老板也费了好些唇舌来挽留我们。
他说以后要为我们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单身，只定一百。
以前的积欠作为股票，我一千，达夫六百，仿吾四百。
这样的话他不只说过一次，但从未见诸实行。
像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话，待我去了日本之后，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上也明白地提起过的。
——在这儿我又算替鲁迅先生提供出了一项史料；便是郭沫若辈还是泰东书局的大股东呢！
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还很郑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约她是想借她的帝国主义的背景来收回那笔陈账的罢？所以假如有人见了我这项史料还要怀疑，以为我是在自由创作，我随时都可以破点钞，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来。
烽火台的诸侯毕竟只能戏弄得一次。
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
像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
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
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
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
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
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
然而梦一醒来，暂时不想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
我走了，暂时没有发丧，《周报》还由仿吾一个人支持了一个月。
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报告了达夫的。
达夫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赶到了上海，赶着在《周报》的最终号中夹了一张预告，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同预告。
预告着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在最短期内将与读者见面。
这个预告当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后我也得到达夫的一封信来向我提及。
但我在福冈接着了最终号的《周报》，并同时接着了那张预告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钱的眼泪清算了一场。
在这儿我和达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对立的方向。
在达夫方面或者会说，我们的密斯创造临到弥留的时候，由他度了一口气便复活了转来，更嫁给了高门；而在我这一方面，始终是感觉到：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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