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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驱除了这个饕餮的，怕应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老虎。
十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中华新报》的总理殷柱夫到了民厚南里我们的寓所里来。
他讲到报馆的经费支绌，希望我们把《创造日》结束。
殷先生说这话时很客气，怕得罪了我们，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话正是救命的符箓。
我保留着考虑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
他回头便告辞走了。
在他走了之后我和仿吾商量，仿吾也赞成停刊。
刚好《创造日》满了一百期，于是乎那个孩子便在一零一号上夭折了。
《创造日》停刊后，可算松得一口气。
但说也奇怪，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
《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
《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
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
仿吾的大哥在那时由广东到了上海，他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
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
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
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像雨后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
但自欧战结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又几乎全盘拔去下了油锅。
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到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抵抗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
就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
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
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
合作不成，转换方向又没有能力，《周报》的出版只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
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已经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为他的大哥在广东，早就存了南下的心事。
而在我自己又加上了一层家小的束缚。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开朗的日子。
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
完全背驰，第三个幼儿的消化系统的疾患，实在是最大的累赘。
住在日本时，小儿一有病痛便抱进大学病院去。
医生是最可信任的，医费是一文不取的（因为是学生的眷属可以免费）。
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中外的医生没有一个敢信任，医费也贵得惊人。
如果有钱倒还没有什么，但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生活的人，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
老婆因此便时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顾着几个肉体上的儿子，我同时也不能不兼顾着几个精神上的儿子。
她带着三个儿子回日本，独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实际讨口。
所以那便逼着我不得不把创造社的全部抛弃。
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时常在闹着风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
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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