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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政权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却跑到上海，当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专心在干他的国语文法和国语整理的工作。
他主张把中国通用的字数限定，限成九千字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汉字一样，那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上是必经的阶段。
他的生活很朴素，思想带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明确地给他一个估定时，大概是一位社会民主派。
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来维持着国家的机构，在法的维系之下再进行着社会的改革，以达到将来的“大同”
。
他反对个人主义，因而也就反对恋爱神圣。
因为我翻译了《少年维特》，那里便有些神圣恋爱的话，在有一次他们的讨论会终结了之后便谈到了这个问题来。
他说：“恋爱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有。
这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矛盾的。
你是‘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为什么又主张恋爱神圣呢？”
他这句话实在是把我问穷了。
我自己虽不曾主张过恋爱神圣，但既翻译了歌德的东西，自己便不免要负一番责任，我便取了一种解释的态度。
我说：“凡是我们，在恋爱中是要陷到一种无我的态度，假如是文人，在这时候每每有平时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涌出，平时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诗人们的所谓神兴，所以诗人们便神圣视之。
这种感情虽然结局是在占有，但因两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会服务的精神，我觉得在理想的社会之下是不会矛盾的。”
他的话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驳倒他，只是说恋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想这样含糊了事；但他并不肯放松。
他说：“你既认明恋爱有坏的一面，那就不能认为神圣了。”
结果是他占了胜利，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是怕恋爱神圣说一出，会使得中国的青年都陶醉于恋爱，把正当的工作抛掉。
这是他淑世精神的表现。
但我现在可以增加几句：恋爱和吃饭、睡觉是一样，在人生是一种不能缺少的冲动，用不着神圣观，也用不着罪恶观。
饭吃多了要生病，觉睡过了要惰业，恋爱失掉了节度自然也有它的害处。
但是理想的恋爱，能使恋爱双方更好地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服务，却是可以断言的。
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军》尚未出版之前，慎侯便中了丹毒死了。
《孤军》失掉主宰，一时有中止的形势。
后来在何公敢的领导之下，仍然出了版；他们在第一期上请我做过一首歌，便是那首《前进曲》。
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
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
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
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
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
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
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
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而已。
约法恢复了，总要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
吗？
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有机地连络起来。
《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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