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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
谦之听说我住在泰东，他也就决定把行李搬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的出版。
就在谦之住在泰东的时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铎也到马霍路来过好几次。
他那时在编辑《学灯》在《女神》出版时，那首序诗他曾替我发表过，同时也发表过那集子中所未曾发表的一两首。
我有一次还做过一首儿歌，也蒙他拿去发表过的。
（这首诗我没有保留下来，意思是孩子要到海边去，孩子的妈妈不让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赶快回家，带他到海上去玩耍。
不消说是我思念自己的儿子，托为儿童的情绪所做出来的。
）又有一次，我把王维的《竹里馆》那首绝诗写在纸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我从前最喜欢的一首诗，喜欢它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
我很喜欢把这首诗来暗诵。
振铎看见了这首诗，他以为是我做的，他还这样地问过我：
——“你还在做旧诗吗？”
在初回上海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到马霍路来过。
那时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出了一种杂志，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号”
，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铁问题》寄去。
因为那篇文章不很满意，我便写了一封信去，请把原稿退还。
左舜生便亲自到了马霍路来。
来时是在晚上，他告诉我《少年世界》杂志已经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时又谈到了些别的事情。
——“听说你们要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啦？”
他这一问，使我很诧异，这个计划怎么他会知道？他又说：“寿昌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
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仿吾们在东京开第三次会议时，为什么寿昌没有出席，以及找出版处的事之所以没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这是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的一件事。
《新晓》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晓》之外另出一种刊物，这层是得到了赵南公的同意的。
当时我也暗暗地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像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
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
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虽然有一位邓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
仿吾回长沙后连信都少有寄来，在日本东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来回至少要两个礼拜。
起初要主编《新晓》，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时，局面又改变了。
就这样，我待在上海由四月初达到六月中旬，杂志的事还没有弄出一个眉目。
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杂志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
于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
七
离别了三个月，又回到福冈。
我留在福冈的妻儿是被家主驱逐出了从前的旧居的，新迁的地方离旧居不远，但我不知道在那儿。
我走到旧居近处问以前相识的邻里，又才按照着地址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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