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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
（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
（cir循环），“勒斯披拉穹”
（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
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藉地贴各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
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
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
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
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
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
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
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
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
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
像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
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
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
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
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
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
“五四”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
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眷念祖国的情绪”
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
《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
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
，为抗议“学匪”
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
在“五四”
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
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
就像泰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
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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