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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
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
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
《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
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
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
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
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
）的思想接近了。
——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
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
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像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
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
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
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
的程度。
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
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
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
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
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
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
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
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便是当时的实感。
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是由白华的介绍。
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
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
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义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
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
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
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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