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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
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
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
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
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
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
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
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
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
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
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
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
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
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
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
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
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
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么人往欧洲。
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
（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
）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
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
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
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
二三十年一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
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
。
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
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
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
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
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
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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