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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北更有小墓多座，或专殉器物，或专殉车马，或鸟，或兽，或身首同坑之断头人架，其数另有统计。
两地相比，以殷陵殉者为多，殷墟较少，合共二千人以上。
此皆三千年前残暴社会下之牺牲者（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
即骨架，想实况，当日惴惴临穴之状，令人悯恻，述之有余恨焉！
殷代而后，此风稍戢。
濬县辛村西周墓，发见御夫一，两手背缚，俯身，在车旁。
另墓一人，屈肢，与犬同葬，在北墓道。
另一车马葬坑，车十二辆，马七十二，无人。
汲县山彪镇战国一墓，殉四人，分卧墓主前后左右，皆全首领，殆墓主亲近生殉者。
然人数均少，较之殷代，所逊远甚。
不持锄头，十三年矣！
当日记录，均不在手，骤承下问，愧不能详，谨就追忆所及，参以《考古学报》石璋如先生所述，及闻之于梁思永先生者，撮述一二，聊备采择。
……（1950年1月29日）”
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
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
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
，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最近读了参加殷墟发掘的另一人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篇自序》（载《中国考古学报》），其中有些地方在斥责我，而且在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
我且摘录一段在下边吧。
“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
……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
这是很有问题。
臣、民两字，创造时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经过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称‘人’，也称‘众’，众是一块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尝又有奴隶的痕迹呢？”
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
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
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
，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
殷代诚然不是开始创造文字的时代，而文字本身却在不断创造之中，就在今天也还在创造，何能一口说尽“不能根据文字来研究社会背景”
？据我所知道，甲骨文中就还没有发见民字或从民之字。
我说民字是盲的初文，像目中着刺，是据周代的金文来说的。
其用为人民之民，可能就是古时候的生产奴隶曾经被盲其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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