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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篇》称之为“天下为公”
的时代，充分地把这个阶段乌托邦化了，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这动机，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明显的是对于奴隶制时代的君主继承权，即父子相承的家天下制，表示不满，故生出了对于古代原始公社的憧憬，作为理想。
假使能够办得到，最好是恢复古代的禅让，让贤者与能者来处理天下的事情。
假使办不到，那么退一步，也要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恭己正南面”
，做天子的人不要管事，让贤者能者来管事。
这动机，在当时是有充分的进步性的，无疑，孔子便是他的发动者。
孔子倒是否认地下的王权的。
这与其说是他的特出的主张，毋宁是社会的如实的反映。
当时的王权事实上是式微了，就是各国的诸侯事实上已多为卿大夫所挟制，而卿大夫又逐渐为陪臣所凌驾，大奴隶主时代的权威已经是被社会否认了。
孔子想制作一个“东周”
，并不是想把西周整个复兴，而是想实现他的乌托邦——唐、虞盛世。
地上的王权既被否认，天上的神权当然也被否认。
中国自奴隶社会成立以来，地上王的影子投射到天上，成为唯一神的上帝，率领百神群鬼，统治着全宇宙。
但到西周末年，随着奴隶制的动摇，上帝也就动摇了起来。
《诗经》中没落贵族们埋怨上帝的诗不计其数。
春秋年间，王者既有若无，实若虚，上帝也是有若无，实若虚的。
妖由人兴，卜筮不灵了。
一般执政者对于上帝，是在习惯上奉行故事地承认着，而内心的认识可用子产的一句话来统括，便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天尽他去天吧，我却要尽我的人事。
孔子对于天的看法反映了这种社会的动态。
无疑地，他是把天或上帝否认了的，只看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他所称道的天已和有意想行识的人格神上帝完全不同。
故在他心目中的天只是一种自然或自然界中流行着的理法。
有的朋友认为这种看法太看深了，那么我们请从反对学派的批评来看，便可以知道实在一点也不深。
墨子所批评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
，第一政是：“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
这所说的不正是孔子的态度吗？
“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
“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但无论怎么说，至少孔子总得是一位怀疑派。
不幸他的实际家或政治家的趣味太浓厚，尽管否认或怀疑鬼神，而他在形式上依然是敬远着它们。
这是他的所谓智者的办法，“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
但所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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