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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法（林向1989B）。
无论如何，这一提法毕竟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时间差，而与1987年简报中“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
的推断相吻合。
上引简报和发掘者披露的碳素测年的基础数据，应都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家碳——14实验室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
，但此后发掘者和研究者给出的年代数据却五花八门，让人无所适从。
后文中述及孙华教授做了系统梳理，知学者们在研究结论中选择性地采用未经树轮校正和经树轮校正两种数据。
而上文中的极端数值距今4800年，从未见于基础数据。
查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三个数据中最早的一个，树轮校正年代是距今4665±135年，如将这一最早数值再加上可能的摇摆幅度的最大值，即4665+135年，居然正好是距今4800年。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最高年代上限值，就是这么被推定出来的。
取早不取晚，尽可能提早年代上限，一度成为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探索的学术价值取向。
距今4600～4500年，被四舍五入为4700、4800年，甚至一度推早到5000年（该文述及“据发掘者陈德安同志见告：经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把《简报》上的分期断代略加修改，即把整个文化层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200～5000年……”
）（王家祐等1993），令人哑然。
二、与“蜀”
文化的比附
如果说中国先秦考古研究的一个较显著的特点，是对考古遗存做狭义史学范畴的推定，那么具体到四川地区，则是在新发现的遗存与“蜀”
之间做对号入座式的推定。
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范畴的“三星堆文化”
在还没有被明确辨析出来的情况下，就被“早期（巴）蜀文化”
“早蜀文化”
等文献学与考古学整合层面的概念所替代和屏蔽，以后世文献所载族名命名考古学文化蔚然成风。
譬如，1980年代后期的论文中多有类似的论述，“四川近年考古工作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将盆地中部一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从原来统称的‘四川新石器文化’中逐步分离出来，认识了‘早期巴蜀文化’这一独立的地方性古代文化面貌”
，“大体上可以排出从新石器晚期开始，经过商周，直到春秋时期的两千年间川西古代巴蜀文化发展的序列。
根据考古学文化以首次发现发掘的典型遗址命名的惯例，可以将这类文化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它包括新石器末期的‘早期巴蜀文化’，和青铜时代前期（殷商西周时期）的‘中期巴蜀文化’，连续构成了一个古代文化整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赵殿增1989）；“早蜀文化，是指西周以前的早期蜀文化。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历夏、商、周。
’笔者根据近几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分析，认为《蜀志》所载应为信史。
地下的实物史料充分证实了川西平原在西周以前存在着一支古老的地方类型文化，并在四千年左右已进入了文明社会”
（陈显丹1989）。
从上引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认知倾向，一是考古学层面的“三星堆文化”
被淡化，一般认为可以用“早期（巴）蜀文化”
来替代；二是其意指“三星堆文化”
或“早期巴蜀文化”
“早蜀文化”
，都是包含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所代表的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的。
在这一语境下，还是有学者略微强调了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的独特性。
如林向在综述四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时，在“新石器时代与原始文化遗存”
下，列“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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