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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宫城南墙和7号基址（右）
从大型宫室建筑的结构上看，二里头文化二期时由多重院落组成的3号、5号基址废毁后，宫殿区东部区域有一个前后约数十年的空置期。
新建的2号、4号基址另起炉灶，采用单体“四合院”
建筑纵向排列，压在被夯填起来的3号基址的原址上。
其中2号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实3号基址内的大型池状遗迹的基础上建成的。
虽然两个时期的建筑还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但建筑格局大变，显现出“连续”
中的“断裂”
。
值得注意的是，单体“四合院”
建筑应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同类建筑一脉相承，而迥异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重院落式布局。
再看作为“动产”
的礼器方面，则是在最早的空腔铜礼器——铃加松石镶嵌器（从龙形器到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组合之外，变陶爵为铜爵，开启了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
第二期遗存中除了刀、锥等小件铜器外，还发现有属于复合范铸件的响器铜铃，但尚不见青铜礼容器。
其中一件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共存于宫殿区内的贵族墓（2002ⅤM3）中。
据分析，此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74座墓葬中3座甲类墓之一（李志鹏2008）。
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除铜铃和绿松石龙形器外，还有玉器、绿松石饰品、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项链等，总计37件（组）。
要指出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因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器物组合而可以确认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铜铃。
另外2座出有铜铃的所谓第二期墓葬（82ⅨM4和81ⅤM4），其中一座被盗扰，没有可资断代的陶器出土；另一座墓中铜铃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但报道极其简略，语焉不详，未发表唯一一件共出陶器——陶盉的图像资料。
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推测其或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叶万松等2001，李志鹏2008）。
如是，则原来认为的最早出现于第二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应属二里头文化晚期。
因此，2002ⅤM3所出铜铃是迄今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二期）唯一一件礼仪性铜器，也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许宏2016B）。
二里头贵族墓中出土的绿松石饰（左）、海贝（右）
二里头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器的分期组合关系
铜铃铃体中空，桥形钮，单扉，器表有凸棱装饰。
胎体厚实，铸造精良，应系以陶质复合范技术铸造而成，铸造品质较陶寺红铜铃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因铜铃仅见于高等级墓葬，可知此期的铜器已作为社会身份地位象征物来生产和使用。
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礼容器计17件，这些器物集中发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即第三、四期。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爵，计13件，另有斝2件，鼎、封顶盉各1件。
这些青铜礼容器主要出土于墓葬。
在已发掘的400余座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已发表的出土铜器的墓葬仅有20余座，其中随葬青铜礼容器的墓葬则更少，构成了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第一等级，表明青铜容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成为最重要的礼器。
近年来，重新审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有不少新的认识，尤其是围绕二里头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期段归属。
在此，我们略作梳理。
按目前的认识，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礼器墓可确认的只有2座，其中随葬铜铃一件的1座（62ⅤM22，原报告定为二期，应属三期早段），随葬铜爵一种两件的1座（80ⅢM2，原简报定为三期，应属三期晚段）。
另有两座墓各随葬铜爵1件，被发掘者推定为三期，但因被扰，无陶容器出土或未发表图像资料，无从确证（许宏等2010）。
其他原定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墓葬，应属第四期（详后）。
如上所述，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同出，开创了铜铃加松石镶嵌器组合的随葬模式。
我们注意到，在现知随葬铜铃的全部6座墓中，除了被扰和偏小的2座外，其余的4座墓都是铜铃与松石镶嵌器（嵌绿松石动物纹铜牌饰，或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共出。
偏早的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偏晚的铜牌饰与铜铃的组合关系相对固定；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在墓葬中的位置相近，都置于墓主人的上半身。
种种现象表明，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应大致属同类器，后者应为前者的简化或抽象表现（许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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