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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
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
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
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
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
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
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
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
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
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
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
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许多类似。
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
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的需求。
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开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裴伦和夏杜勃良[4]都曾经历过，并且给修贝德[5]由此在他那谣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见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间（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
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
这是果戈理在诗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
四
当他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时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畅的进行。
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
浪漫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渐的退开，在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上占了坐。
这文人的盛行发展的才能，不断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优胜，不但在能够表现了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存储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用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
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对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
这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的。
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的意义。
这是《被侮辱与损害的》[6]的故事的一页，陀思妥夫斯基因为自己的特别的爱重，曾由果戈理直接采取的。
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的发展，西方已经由文学和行动开始了对于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
但在俄国，却漠然的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做出《外套》这一篇作品，人指为俄国之所谓“弹劾小说”
[7]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
大家应该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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