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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
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
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
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
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
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
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
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
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
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
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
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许多类似。
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
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的需求。
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开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裴伦和夏杜勃良[4]都曾经历过,并且给修贝德[5]由此在他那谣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见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间(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
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
这是果戈理在诗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
四
当他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时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畅的进行。
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
浪漫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渐的退开,在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上占了坐。
这文人的盛行发展的才能,不断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优胜,不但在能够表现了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存储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用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
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对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
这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的。
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的意义。
这是《被侮辱与损害的》[6]的故事的一页,陀思妥夫斯基因为自己的特别的爱重,曾由果戈理直接采取的。
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的发展,西方已经由文学和行动开始了对于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
但在俄国,却漠然的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做出《外套》这一篇作品,人指为俄国之所谓“弹劾小说”
[7]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
大家应该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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