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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些议论出来了呢？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粗粗一看，总是不能懂。
然而说明是简单之极的。
我的罪，并不在我不正当地决定了“同路人”
的社会性或他们的艺术的意义——我们听见同志瓦进现在就说，“现在也不反对的。”
——却因为我对于“十月”
或“锻冶厂”
的宣言不表敬意，不承认在这些企图上，无产阶级的艺术底利益的独占底代表权——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的意思，不将阶级的文化史的利益及任务和个个的文学底团体的企图、计画及要求，视为一致，所以就不对了。
我的罪便在此。
这事情一经明白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失了时机，所以就起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喊声。
托罗兹基是——帮助着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了！
我于“同路人”
，是帮手，还是敌人呢？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帮手，又在怎样的意义上——是敌人呢？这是诸位在两年以前，读了我的“同路人”
论，大概已经明白了的。
然而你们那时是赞成了，称赞了，引证了，喝采了。
但是，过了一年，一知道我的关于“同路人”
的批评，并非单是为拥护某一个现在的修业时代的文学底团体的时候，于是这团体，或者较为正确地说，则这些团体的文学者们和辩护者们，便对于我对“同路人”
的仿佛象是不正当的态度捏造出一个理由来。
阿阿，战略呀！
我的罪，不在我偏颇地评价了毕力涅克或玛亚珂夫斯基，——关于这一点，“那巴斯图的人们”
并不添上什么去，但只无思虑地反复着所说的话——我的罪，是在我将他们的文学底宣言，挂在脚尖上了。
是的，文学底宣言呵！
他们的挑衅的批评里，无论那里，连阶级底态度的影子也没有，在那里，只有正在竞争的文学底团体的态度罢了——惟此而已。
我论过“农民作家”
。
而我们于此，却听到“那巴斯图的人们”
尤其称赞着这一章。
单称赞，是不够的，倘不懂，就不行。
当此之际，农民作家的“同路人”
者，是什么意义呢？成为问题的，是在这现象决非偶然，也并非小事，也不会即刻消失。
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的独裁，是行于概由农民所住的国度里的。
我希望不要忘记了这一点。
介在这两阶级之间的智识阶级，就恰如落在石磨中间的东西一般，渐被磨碎一点，而又发生起来，要磨到完全消灭，是不会有的事。
就是，还要作为“智识阶级，”
长久地自己保存着，一直到看见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发达和国内全部居民的文化最显著的高扬。
智识阶级大概是服务于劳动农民王国，而对于无产阶级，则一部分因恐怖而服从，一部分由良心而服从，依情势的变化，屡次动摇而又动摇的罢。
而每当自己动摇，便向农民的内部，去寻求思想底支持——从这里，就发生农民作家的苏维埃文学。
这豫想，如何呢？这在我们，是根本底地敌对底的么？这路——是向我们这边来，还是从我们这边去的呢？这是由发展的大体底的过程怎样，而决定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一面保存着对于农民阶级的统制权，而引导他们到社会主义去。
倘若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失败了，就是，倘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生了龟裂了，则那时候，农民作家底智识阶级也一样，全智识阶级的百分之九十九，要反叛无产阶级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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