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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
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
，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
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
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
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
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
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
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
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
，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
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
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
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
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
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
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
于是担任了。
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
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
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
所谓“社员”
，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
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
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
因此所谓“社员”
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
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
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
家的拚命的围攻。
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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