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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
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
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
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
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
，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
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
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
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
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
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
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
呀，“创作感兴”
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
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
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
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
，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
，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
的待定稿，藏之名山。
而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
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
的编译馆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
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
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
呀，“谋做校长”
呀，“打落门牙”
呀这些话。
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它的效力就可想。
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
但这种“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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