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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
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
、“郭歌里”
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
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
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
，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
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
，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
和“郭歌里”
，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
，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来，已可谓很“安本分”
的了。
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
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
，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
即如“柯伯坚”
，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
改作“克”
，因为Ｋ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
（十一月四日。
）
二
自命为“国学家”
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显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
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
；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之类，例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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