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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大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
建威伯马信发言道:“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至计。
信,北人也,委实不知。
但以人事而论,蜀有高山峻岭,尚可攀藤而上,卷毡而下;吴有铁缆横江,尚可用火烧断。
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此信之管见也。”
郑成功听后赞扬道:“此乃因时制宜,见机而动之论。”
吴豪再次发言反对,各将领“议论不一”
。
参军陈永华发言:“凡事必先尽之人,而后听之天。
宣毅后镇所言,是身经其地,细陈利害,乃守经之见,亦爱主也,未可为不是。
如建威之论,大兴舟师前去,审势度时,乘虚觑便,此乃行权将略也。
试行之以尽人力,悉在藩主裁之。”
接着,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发言支持郑成功,认为恢台之举可行。
郑成功非常高兴,称赞“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
,当即拍板决定兴师复台[20]。
这次军事会议的显著特点是: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兵员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沿海州县人,而当时台湾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吴豪的意见自然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信是北方来归将领,陈永华是文官,他们虽支持复台,不足以扭转会议倾向。
杨朝栋是郑鸿逵旧将,他表态之后,郑成功立即抓住时机,断然做出决策,体现了他的领导艺术。
兴师驱荷,是中国近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台湾这块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的发展前途影响至为深远,出兵前这次军事会议在史册上是重要的一页,多数闽籍将领的留恋乡土,胸无远志,正好衬托了郑成功的目光远大。
郑成功的复台计划,经过周密的准备。
除了修理战船,备办粮饷、器械以外,他在军事上的部署值得特别注意。
郑成功的基本意图是取台湾为复明基地,而不是撤往该地。
所以,他必须考虑既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近海岛屿。
因此,他决定亲自统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又分为首批和二批;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留下了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霸防守南澳,警惕清广东军阀苏利、许龙乘虚而入;派郭义、蔡禄二镇前往铜山(今东山)会同原镇该地的忠匡伯张进守御该岛,必要时策应守南澳的陈霸部;留户官郑泰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守南日、围头、湄洲一带,连接金门,以防北面来犯之敌;由世子郑经守厦门,辅以洪旭、黄廷、王秀奇、林习山、杜辉、林顺、萧泗、郑擎柱、邓会、薛联桂、陈永华、叶亨、柯平,与洪旭之子洪磊、冯澄世之子冯锡范、陈永华之侄陈绳武三人调度各岛防守事宜。
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将领和官员有马信、周全斌、萧拱宸、陈蟒、黄昭、林明、张志、朱尧、罗蕴章、陈泽、杨祥、薛进思、陈瑞、戴捷、黄昌、刘国轩、洪暄、陈广、林福、张在、何祐、吴豪、蔡鸣雷、杨英、谢贤、李胤、李袭。
1661年(顺治十八年)誓师,参加誓师礼的有原兵部尚书唐显悦、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巡抚卢若腾、吏科给事中辜朝荐、右副都御史沈全期等,此外还有明宁靖王朱术桂、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巴东王和留守文官武将。
从参加饯行宴会的人来看,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在金、厦地区的全部明朝头面人物,也许其中一些人并不赞成郑军主力开赴台湾,公开反对的是兵部侍郎张煌言。
张煌言认为台湾距大陆较远,郑成功以主力复台即便如愿以偿,却离抗清前线远了,这同他的急切兴复明朝的主张是相左的。
张煌言在《上延平王书》中毫不客气地说:
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
……即如殿下东都(指台南,一本作东宁,误。
郑成功改赤嵌为东都,至郑经时改东都为东宁)之役,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
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
所以识者危之。
……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
兹历暑徂寒,弹丸之域,攻围未下(可见煌言此书写于荷兰台湾殖民者投降前夕)。
是无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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