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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出昆明。
金维新把自己同马吉翔商妥的意见向定国报告，李定国果然改变了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
就全国形势而言，南明已日趋衰微，永历朝廷无论是向滇西边远地区撤退，还是辗转进入四川，都很难扭转危局。
可以探讨的只是两个问题，一是西撤同北上入川两个方案中哪一个较为可取，另一点是应有统一部署。
当时拥明抗清势力除永历帝、李定国等直接控制的云南、川西军队外，川东鄂西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
清军对湘西、贵州、广西、四川大举进攻以前，这三股势力就存在相当隔阂，其中据守滇、黔、湘、桂的明军不仅是主力，而且奉为“共主”
的永历帝也驻于这一带。
随着湘西、桂西和贵州的失守，清军进入云南，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统主力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兵、饷来源极为有限，同夔东、闽海抗清武装声息难通；放弃昆明一带转入四川，虽然将处于清方包围之中，但存在发展机会。
特别是放弃昆明以后，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种分道扬镳之势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
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
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为“晋兵”
（旧兵）、“秦兵”
（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
的代表人物。
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
史料的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
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说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在军事上并没有显著的削弱。
清廷决定乘南明内讧三路进攻，南明军队一溃千里，可是无论是清方档案文书还是野史中都看不到双方进行过激战。
可见，南明节节败退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摩擦和部署不当。
当时担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邹简臣所述情况是：“及大清师压境，（马）吉翔倡走缅计，公（指邹简臣）力争之。
定国主吉翔议，弗听。
贵州巡抚辜延泰言于公曰：‘吉翔与晋王切齿公，将诬以他故而甘心焉。
公死非名，宜早为计。
’是夜，定国遣人捕蜀藩旧将广平伯陈建，建夜遁，密报公。
公曰：‘祸至矣！
’乘夜走避之禄丰。”
[46]
文官武将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永历君臣退至永昌时，留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
清吴三桂、赵布泰追“至镇南州，闻伪巩昌王白文选拥贼在玉龙关，随遣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进剿。
白文选拔营先遁，我兵追及，贼复迎战，随击败之，获伪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伪总兵吕三贵，并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
至永平县，贼纵火烧澜沧江之铁锁桥遁去，臣等乘夜发兵渡江，克永昌府，伪永历及李定国遁去走腾越州”
[51]。
永历朝廷得知白文选兵败，在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十五日撤离永昌[52]。
李定国命部将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仓促西撤。
这时又有一批官员落荒而逃，如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
工部尚书王应龙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任工部尚书，联明抗清后在永历朝廷内任原职，这时已经年迈，行动不便，遂对他的儿子说：“我本草莽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
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可配颜求活人世乎？”
言毕，自缢殉国。
他的儿子哭着说“父殉国难，子成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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