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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布泰带领的满汉清军进至北盘江罗炎渡口，明军沉船扼险而守。
投降的土知府岑继鲁向清方献策，于夜间捞取沉船从下流十里处偷渡过江[30]。
天亮后，扼守渡口的明军发现清军业已过江，仓皇撤退。
清军在凉水井击败李成爵所部万人[31]，又在双河口、鲁沟[32]连败李定国军。
李定国眼看三路堵击均告失利，特别是北线吴三桂军已经越过七星关，南线赵布泰军已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今兴义县），不仅无法阻止清军入滇，自己统率的军队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于是，他下令放火烧毁北盘江上的铁索桥[33]，由冯双礼断后，全军撤回云南。
清信郡王多尼等见铁索桥已毁，命令军士砍伐竹木，编成排筏渡过盘江，在松岭击败冯双礼部，贵州全省遂落入清军之手。
十二月下旬，吴三桂军由乌撒府（今贵州威宁）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今宣威县）、交水（今沾益县）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会合，迅速向昆明推进[34]。
明军全线溃败，李定国下令放弃贵州的时候，已经估计到清军必然乘胜向云南推进，明军不可能保住昆明。
十二月初九日他派使者向永历帝报告清军势大难敌，奏请“上当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35]。
永历朝廷自建立之始，有如一叶扁舟随风漂泊。
移驻安龙时虽然比较稳定，但实际上是处于孙可望的挟制之下，苟且偷生。
直到1656年（永历十年）移居昆明以后才过上比较安定的日子，朝廷各衙门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云南百姓从1647—1648年大西军平定全省后，生活稳定安乐。
然而，好景不长，前方兵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
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
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
恐清兵一至，杀掠**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41]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
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
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
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42]。
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刍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
这点在清朝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份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
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
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
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
[43]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从各种史籍留下的迹象来看，南明永历朝廷的放弃昆明很难说是一次有组织的撤退。
考虑到清军是在永历帝离开昆明之后半个多月才进入该城，永历朝廷完全有时间召集文武大臣仔细研究战守机宜。
可是，事实却表明朱由榔撤离昆明时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清朝末年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了永历皇帝的玉玺“敕命之宝”
。
这颗玉玺被砸成两半扔下，说明朱由榔等撤离时的慌乱匆迫[44]。
放弃昆明以后，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45]。
二十日，朱由榔等从楚雄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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