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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定国一人不赦”
[113]。
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军在进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刘坊在《哀龙江》诗序中说：“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清师距遮炎河，谬道路者曰：可望师至矣！
我兵闻风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国主至矣！
至矣！
相率惊窜。”
[114]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
。
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了，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体现出来的。
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
明末战乱以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孙可升在几经飘零之后，先混迹于明朝行伍，后来又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
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喜交集。
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
，奉旨同住。
可是，孙可升的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
于是，孙可望请求皇帝“敕部给予勘合”
，利用政府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115]。
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
。
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顺治皇帝批交兵部议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参上一本，首先抨击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
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
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然后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本不是有“何功何德”
受封王爵。
接着借题发挥道：“臣观其见之疏章者屡可骇异，即如出师命将出自朝廷，可望甫来归顺，便请从征。
若可望文足经邦，武能戡乱，何至坐见败辱，鼠窜奔投，可谓不自揣量，冒昧无知。
继则请动内帑，为彼经营。
臣闻天子穆穆，端拱垂裳，岂有借财与人，亦岂有人臣借财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缘一疏复为伊弟请给勘合，夫勘合之给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下贱可以冒滥也。
今可望之弟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未闻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坚策良，逍遥皇华之驿者也。
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
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
伏祈皇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矣。”
[116]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
孙可望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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