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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长沙举行典礼，二十八日孙可望即应诏赴京陛见[105]。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
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106]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里做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
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
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
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
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说什么“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
，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俨然以“国主”
自居，把大西军称为“望兵”
、西南抗清基地为“望土”
，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
起来的人物，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
。
接着，他要求清廷发兵，“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
[107]。
到湘乡、长沙同洪承畴见面时，又如洪承畴奏疏所说：“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职方在查询，再具密疏，恭请宸衷裁断。”
[108]他还同清经略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
[109]。
为了取悦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
[110]，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1658年（顺治十五年）初，洪承畴遵照清廷谕旨会同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十九员”
，将其中四员派赴罗托军中，其余十员留在洪承畴“军前不时应用”
[111]。
孙可望到达北京朝见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
滇南形势，臣所熟悉。
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
清帝命王、大臣商议，结果“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指日奏功，无事可望再往”
[112]。
尽管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
王夫之记载，当清军三路进兵时，“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
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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