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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
参战，如顺治六年湖广辰常总兵徐勇在题本中说：“总之，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
[49]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
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丧。
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幸免于桂林之厄。
顺治十一年他已痊愈，吏部仍推荐他复任广西巡抚，王一品如临深渊，规避不前，行贿托人题免，发觉之后被清廷处以绞刑[50]。
谈迁也记载，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探筹（即抽签决定补用何地何官缺）得广西，“悸惧却不能手”
[51]。
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
人们常常引用黄宗羲的一段话：“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
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52]他写这段话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发出的无限感慨，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听到桂林、衡州大捷时那种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
当时在长江下游从事秘密复明事业的顾炎武闻讯之后赋诗云：“廿载吴桥贼（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吴桥县叛变，故称吴桥贼），于今伏斧砧。
国威方一震，兵势已遥临。
张楚三军令，尊周四海心。
书生筹往略，不觉泪痕深。”
又云：“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
……不有真王礼，谁收一战功。”
[53]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明确地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
张怡则对孙、李矛盾激化，导致大局逆转，深表惋惜，写道：“使无此内衅，大功成矣。”
[54]
1652年李定国在湘、桂战场上的胜利，对当地和附近具有复明情绪的绅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都闻风云集，共襄盛举。
如安定伯马宝顺治八年仍在广东坚持抗清，李定国大军收复广西后，他立即出兵配合，攻克阳山、连州、连山等州县，活捉清连阳副将茅生蕙、游击马泗汗、守备白守富。
后奉李定国之命率部入湖南，茅生蕙等人均于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衡州处斩，“首级悬挂南门”
[55]。
此外，如胡一青、赵印选、陈邦傅旧部彰武将军袁来朝、曹志建部总兵欧正福等都曾“依附李定国、恃险狂逞”
[56]。
当时在桂林的瞿昌文记载，广西“八郡中节义大臣，避腥膻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者，皆府君（指瞿式耜）素所荐拔之士，至是咸幸更生，而山薮野泽之哀鸿，亦莫不相庆复见汉官威仪也”
[57]。
永历朝廷兵部尚书刘远生、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等人都从瑶族山区出来参见李定国，共商机务，协守桂林[58]。
原广西巡按吴德操也应定国之命出任于梧州，“坐门楼，稽出入”
[59]，广西全省都安官设吏。
湖南的明朝乡绅也纷纷出见，就连自弘光时期已经杜门不出的大臣周堪赓（崇祯时任工部侍郎，弘光初立授以户部尚书，未到任）、郭都贤（崇祯时任江西巡抚，永历帝授以兵部尚书，未就职）等一大批官绅都认为中兴有望，应邀到衡山谒见李定国[60]。
郭都贤在《自叙》中写道：“壬辰（顺治九年）恢复湖南，微有赞襄之力。”
[61]只是由于不久形势逆转，参与反清复明的官绅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仅销毁有关文书，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盖，给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绅民动向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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