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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47]。
到1647年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省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五月，孙可望等商议后，决定由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兵马往征东川。
艾军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处遭到埋伏于路傍深箐中的禄氏土兵袭击，能奇中毒箭流血不止，连夜抬回昆明，不治身死[48]。
孙可望下令厚葬能奇，另派精兵取道壁谷坝，击败禄氏土兵，平定了东川及其附近州县土司，巩固了对昆明东北方面的统治。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这年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
由于道路崎岖，粮饷难继，孙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
，民“乐于挽运，不知其苦”
[49]。
定国、文秀士马饱腾，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其老寨佴革龙。
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
定国等下令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
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
定国、文秀除了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解往昆明外，“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
如是出降络绎不绝。
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
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
[50]。
十月，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在昆明被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51]。
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
[52]。
第三节 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
平定全滇在大西军史册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对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尤有关键意义。
就大西军而言，张献忠在世时固然有建军立国的开创之功，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动性过大，所建地方政权旋设旋失，入川后虽有意以四川为基业，在政策上却屡犯过激错误，叛乱蜂起，献忠牺牲前数十万兵马仅拥聚于西充一带弹丸之地。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于主帅身亡之后，团结内部，不失时机地挥军入滇，取得了一块稳定的基地，休养补充士马，整顿经营地方，为原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重展雄风蓄积了力量。
为了充分认识孙可望等取云南为基业的重大意义，不妨同大顺军做个比较。
到1645年李自成牺牲之时，大顺政权已全盘瓦解，大顺军余部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以致队伍四分五裂；又没有自己的地方政权，长期寄人篱下，直到后期才在夔东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川之处建立了据点。
尽管大顺军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李过、高一功、李来亨具有宁死不屈的坚贞品质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长沙地小，不足回旋”
，给他们活动的舞台太小了。
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顺军的积聚力量和开拓局面。
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的战绩远不如大西军，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块比较大又比较富庶的后方基地。
大西军自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是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取和经营云南分不开的。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53]。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没有接触，联明以后云南仍在原大西军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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