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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和龙在田的部下也来往密切，例如龙在田所统土司兵阿来婆“为逆献所喜，常召至帐中商酌事情”
[27]。
张献忠军同云南土司兵将的过从甚密，甚至在湖北荆州人士中引起不安，“谣言滇兵通贼”
[28]。
这些材料表明，包括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内的大西军高级将领同云南土司龙在田等人是老相识，在湖广时虽然未必会想到后来取云南为基地，但在平时言谈话语中势必对云南各方面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
当他们率部来到比较贫瘠的贵州时获悉云南被沙定洲叛军占领，立即决定进军云南，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有的史籍记载，大西军入滇是接受了龙在田的建议，如《临安府志》云：“孙可望等至贵州，在田说令攻定洲。”
[29]明清之际在云南任职的冯甦也记载：“又明年丁亥，张献忠被诛于西充，其义男孙可望等率残兵由遵义入黔。
龙在田使人告变，且劝其至滇。
可望因诈称黔国焦夫人弟率兵来复仇。
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不知为贼也。”
[30]《石屏州志》记：“沙定洲反，沐镇（指沐天波）被围楚雄，在田实左右之。
及李定国入滇，在田声势大振。”
[31]龙在田对于大西军的决策进滇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大西军进入昆明以后，经营云南面临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加强核心领导。
五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
[38]。
孙可望以“盟主”
的身份不失时机地部署兵力平定云南各处叛（依附沙定洲的势力）、顽（指效忠于明黔国公沐天波和杨畏知的势力）集团。
李定国带领一支精兵于五月十九日抵达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府治在建水县），二十二日采取挖掘坑道直至城墙下面填塞火药的“放迸法”
轰倒东南面城墙，迅速占领全城[39]。
临安距离沙定洲的家乡阿迷州很近，大西军本来可以趁胜进攻阿迷，不料原昆阳知州冷阳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定国唯恐后方有失，立即“星夜回兵”
，于六月二十三日平定了两州的叛乱[40]，沙定洲才得以苟延残喘。
刘文秀统兵由昆明北上，经富民收取武定州、和曲、禄劝等地[41]，然后向西推进，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平定了滇西北地区[42]。
孙可望在八月间亲自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
杨畏知的军队在禄丰县城东面的狮子口被大西军击溃，他本人也被活捉[43]，孙可望考虑到他在云南官绅中是反对沙定洲叛乱的代表人物，再三劝他投降。
杨畏知坚持不同“流寇”
建立的大西政权合作。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妇女[44]。
协议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西军进入贵州后就已经做出了政策调整，自无异议；关键是第一条，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接受了杨畏知的意见，暂以干支纪年，为后来联明抗清铺平了道路。
九月，刘文秀带领兵马进抵永昌府（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
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45]。
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永昌府推官署金腾道印王运开、通判署府印刘廷栋向大西军缴印投降；遭到两人拒绝后，又派人说服永昌府绅民不得抵抗[46]。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
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
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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