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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
以职掌为务,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涣群,而自无不异。
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
[77]可是,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
第五节清廷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
三河、昌平、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
“千百成群”
[78],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
[79],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
[80]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
,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
也滥加屠戮。
[81]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
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
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运动,清朝委派的官员束手无策,七月间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说:“今则无百姓、无官、无兵,而总因无饷。
虽奉令旨准免三分之一,部臣王鳌永复推广德意请免新、练二饷。
臣又除去荒地,止就成熟者姑征一分。
然究竟民无以应也。
久已抛弃农业,渐有从贼巢中观望来归,而一旦闻有开征之示,掉臂而返,有以相率从贼为得计者。
此开征两字求之一百四州县中不过十数处耳。”
[99]方大猷的启本说明了山东百姓留恋大顺政权的免征赋税,才以永昌年号为旗帜奋起抗清,这和当地明朝官绅的动向正好相反。
它还清楚地反映了清廷虽然在名义上接管了山东,统治力量却非常单薄。
这年九月二十九日发生了青州之变。
事情的经过是,原属大顺政权的一支军队同主力失去了联络,在旗鼓赵应元[100]和投降了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杨王休率领下来到青州。
九月二十九日晨以入城拜会为名,乘机夺门而入。
当时清廷委任的招抚山东、河南户、工二部侍郎王鳌永正在城内,赵应元派步兵上城头摆垛,自己带着骑兵直入王鳌永的部堂辕门。
王鳌永以为赵应元是率部前来归降,突然看到兵将持刀露刃蜂拥而进,仓皇躲避到上房。
后来听见人声鼎沸,“城内震地”
[101],又翻过院墙藏到姓房的乡绅家中。
赵应元下令搜捕,“扬言拿获部堂者赏金五十两,拿获部堂下官一员者赏银十两”
[102]。
王鳌永被军士搜获,赵应元下令把他处斩。
赵应元收复青州,并不是为了重建大顺地方政权。
据文献记载,他自己声称:“我也不愿做皇帝,只是扶立明朝一人。”
[103]清山东巡抚方大猷的题本中说他以“拥立衡藩为号召计”
[104],定于十月初八日“扶衡王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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