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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的驻地为：黄得功驻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刘良佐驻寿州、刘泽清驻淮安，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
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
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
“僵尸遍野”
，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
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
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
……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
……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
[58]。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四节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弘光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
“立亲”
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即位的时候，全国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清朝、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五月初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
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
，把这句话删去。
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
[59]后来史可法上言又引马士英奏曰：“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疏谓，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
是以戎臣而增减诏书也。”
[60]总之，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
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政权成为“从贼伪官”
；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
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
朱由崧不得不凭借四镇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
四镇的遥控朝政，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投机取巧的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事情全坏在马阮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众小人翩翩入朝，终于导致南京弘光政权的覆亡。
这种观点由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发扬光大，流传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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