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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地膨胀。
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
，为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限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
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
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
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
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
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
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
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
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
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
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
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
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
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
[16]。
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
[17]。
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
[18]。
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
[19]。
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
[20]。
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
[21]。
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
……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
[22]。
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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