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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
[2]；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3]。
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4]。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
[5]，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6]。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7]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8]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9]。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
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
才得以放入[10]。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
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
勉强被录用[11]。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12]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3]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
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
。
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
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
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14]。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15]。
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所接管。
第二节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
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
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
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
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
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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