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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
“涅槃”
等思想，因而又被概括为“诸行（指有为法，即现实存在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无常，诸法（指无为法，即佛教的最高理想）无我，涅槃寂静”
三个命题，作为印度佛学正宗的原则，又称为“三法印”
。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及其历代弟子们从人生的两个体验（无常与入定）、两种情绪（痛苦与求解脱）出发，通过思辨，已建构了比较严密的宗教理论体系；也为佛徒打上了天生“无明”
的黥印，戴上了生死轮回的枷锁，让他们苦苦思辨，苦苦修炼，爬上一个又一个阶梯，走进一重又一重玄门，不断洗涤“贪欲”
的罪恶，战战兢兢地否定现实的自我，以达到“理想”
的彼岸。
这里需要的是思辨，是信仰意志。
佛学的这一特色，自然也与印度文化有关。
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发现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
据说，印度文明的主要创造者雅利安族本生活在中亚高原，四方迁移，其中一支迁入希腊，一支则迁入印度，历经印欧杂处、印伊（波斯人）共处时代，才进入五河平原，驱走原有的黑人土著，建立了统治秩序。
用印欧语书写的四部《吠陀》成了印度古文明的象征。
印度神话与希腊、北欧古代神话形音相近，说明印欧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是一种与中、日等国不同类型的东方文化。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是重思辨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在西方思想界雄霸了两千多年。
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印度就有了与形式逻辑相近似的因明理论。
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前者主要用于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后者主要用于对人生理想的思考。
上述《吠陀》中哲学性赞歌已带着印度文化的思辨特征。
《奥义书》更以“知识篇”
（相对于《梵书》被称为“礼仪篇”
而言）的姿态磨砺了印度人思辨的锋芒。
它一方面鼓励人们拉开指向实在本质的思想的弓箭，把永恒的目标穿透；一方面又感到实在的本质看不到、言不明、想不到，无声、无觉、无形而不朽，无味无臭而永恒。
但它深情地呼唤通过思辨和体验把人生从虚幻引向现实，从黑暗引向光明，从死亡引向永生！
在这里，知性的思辨和超知性的体验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到佛教创立时期，自由沙门思想勃兴，印度几乎沉浸在互相冲突的哲学思索之中，到处回响着哲学战斗的碰撞声，在这种环境中，佛学具有思辨意味就不奇怪了。
如果说，以反对知性、否定世俗生活的正当性为目的的印度哲学都不同程度地仰赖着源自世俗生活的知性思辨，体现了印度文化将引人注目的逻辑能力和超知性的微妙的人生体验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特色，那么，这一特色也同样体现在佛学中。
佛陀菩提树下的思索，携带着个人和佛徒群体风格及印度文化的特点，向人类奉献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宗教哲学体系。
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是后来佛学各派对它的深化和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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