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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鲁迅痛心于周作人的昏聩，更愤慨于羽太信子的凶悍与不通情理。
他用过一个很怪的笔名叫“宴之敖者”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个笔名的解释是：“宴从一（家），从日，从女；敖从放（《说文》作敫，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3年8月，与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租居西四砖塔胡同61号
《俟堂专文杂集》。
书中收入的砖文拓片是鲁迅收藏拓片中较早的一类，同时也是研究鲁迅和周作人从“兄弟怡怡”
到决绝的最好史料之一。
鲁迅自1924年4月的一个夜晚起，从兄弟失和的痛苦中艰难走出来，开始整理砖文拓片，这其中也有对兄弟感情的整理和了结，正如他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写的“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并将十四张钤有“周作人”
“启明所拓”
印的拓片选入其中，但在1963年版的《俟堂专文杂集》中是看不到的。
因为，在当时制版过程中被剪切掉了。
因种种原因，这本书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
从个人经济状况来看，鲁迅被逐出倒是一件好事，他同许广平说过：“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
但在个人情感方面，鲁迅却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和伤害，因为这伤害来自家庭内部，来自骨肉兄弟。
父亲早逝，鲁迅从十多岁开始就尽心竭力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职责来。
他自己为这个家庭担负的责任太大，为维持一个令人羡慕的“兄弟怡怡”
的家庭付出太多。
仅举数例：为安居八道湾需做的一切繁杂事务，鲁迅独自承担，未舍得分周作人一点心力；1921年周作人住院及西山养病一百七十六天，鲁迅探视二十四次，寄周作人信十三次，代周作人寄信件二十次，为其购书十三种，为筹借医疗费用借钱十一次共八百六十元；长期以来资助周作人岳父、岳母、妻弟、妻妹，妻弟重久在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说：“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鲁迅为创造一个弟兄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永不分家”
的理想大家庭寄予的希望太大。
付出愈多，希望愈大，在突然到来的打击面前失望和痛苦也就愈大。
很难被外来的打击击倒的鲁迅被击倒了。
搬出八道湾后，鲁迅肺病复发，接连躺了多日，月余未愈，元气大伤。
鲁迅在西四砖塔胡同的61号院住室。
《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在这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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