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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11日，已定居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去八道湾，当天日记记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此后，两人之间再未说过一句话，通过一封信。
鲁迅在上海定居后赴北京西三条探望母亲，据说二人曾院内巧遇，一进一出，相视擦肩而过。
这是鲁迅和世界语学会会员合影修改版。
由于周作人的附逆，曾将周作人及他左边的人也给剪切掉了
以周氏兄弟的名气，他们的失和自然引起朋友们的关心和社会上的议论，但双方均不公开谈及，旁人也不好说三道四。
鲁迅去世之后，才有人陆续提到此事，真相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回忆文章中以许寿裳、郁达夫等人的较为可靠。
许寿裳于事发后，曾以同乡、同学、密友身份居中调解；郁达夫的说法得之于八道湾的常客，与双方关系均极密切的张凤举之口。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
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
……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
据经常陪伴鲁迅母亲的俞芳回忆，老太太对头一天还好好的，把书抱进抱出商量着写文章的兄弟俩忽然闹起来，实在想不出个道理来，“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是不好的”
。
三弟周建人也认为，大哥二哥的分手源于家庭经济问题，当时兄弟俩的收入，比一般职员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空亏，嚷钱不够用。
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很凄凉地对她说起当时的情形：“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
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
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为了一大家子的长久之计，鲁迅自然不能不管，不能不做周作人的工作。
周作人也努力过，为此同信子吵过。
在这种情况下，羽太信子就十分讨厌鲁迅了，要想办法摆脱鲁迅的干涉，吹吹耳边风，甚至恶意中伤鲁迅的人格，周作人“心地糊涂”
，“轻信妇人之言”
，再加上也经不起信子装死装活的折腾，“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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