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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如1919年一月号和二月号，各有五篇，十一月号有六篇。
鲁迅自我评价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事实是，岂止步调和大家一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一出场就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并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那时的“革命文学”
的主帅地位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地位。
现代小说就不必说了，它的开创和成功靠的都是鲁迅。
新诗，鲁迅本不喜欢作，但有感于那时写新诗的人很少，写得好的更少，反对咒骂的倒很多，为打破“诗坛寂寞”
，“打打边鼓，凑些热闹”
，共写了六首新诗，前三首与《狂人日记》一同发表在同期《新青年》上。
如《爱之神》中发出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的真声音、大声音，与“救救孩子”
的呼声响应。
在初期白话诗中，鲁迅的新诗在精神上、诗体上解放得最为彻底，被朱自清评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
，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至于针对社会现实变革的重大问题，新旧斗争的焦点，公众关心的热点，及时地、针对性极强地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感或征伐讨檄的长论，更为鲁迅所擅长。
《新青年》的短评栏“随感录”
从1918年9月5卷3号起，几乎被鲁迅包揽，到1919年11月6卷6号，一口气写了二十七篇。
著名的长论，猛烈攻击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覆孔孟，铲伦常”
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发表在《新青年》上。
凡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专制迷信，提倡民主科学等内容，无不涉及，且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见解深刻，所向披靡，读来令人神旺。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呐喊”
是洪钟大吕。
在鲁迅所有的声音中，始终回**着一个共同的音调，那就是由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所确定的基调，也是早在弃医从文时就确立的基调，即转变人的精神，改造国民性，亦即思想革命。
当白话与文言斗争激烈之时，当人们的注意力为语言形式牵引之时，鲁迅在为白话文的新生拼死斗争的同时尖锐指出，腐朽思想文言白话都可以表达，提醒人们不要只停留在形式革命的层面。
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强调：“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
，“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
。
与《新青年》同人相比，鲁迅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言论中，注重和强调思想革命是一大特点。
思想革命，成为鲁迅“呐喊”
的主旋律。
鲁迅的文字既针对现实而发，又具有超越意义，其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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