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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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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人日记》为发端，鲁迅的“呐喊”
“一发而不可收”
。
中国人从此可以接连不断地听到一种独特而强有力的声音了。
在鲁迅方面，从日本时期的慷慨激昂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声呐喊，中间经过了十年的沉寂、十年的聚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在客观方面，发生了被鲁迅称为“大风暴”
的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五四运动。
从具体条件看，一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进北大任教；二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让其把《新青年》带到学校里来办。
这样一来，北大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阵地了。
这两件合二而一的事都与鲁迅有密切关系。
蔡元培是看重并提携鲁迅的“伯乐”
，鲁迅到教育部即为蔡元培所请。
1917年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北大，蔡一口答应，周作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新青年》于1917年1月一到北京，鲁迅就与之接上了关系，后来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在这样的集会上，也认识了李大钊，鲁迅说李大钊给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新青年》同人中与鲁迅兄弟来往最为密切的是钱玄同和刘半农。
1917年至1919年间，他们俩与鲁迅兄弟俩的往来平均每周一次，有时多到两三次以上。
陈独秀、陈望道等也频频致信约稿。
《新青年》同人们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的热烈气氛，一扫鲁迅的寂寞、悲观与苦闷。
他在致朋友们的信中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
，守旧派“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
，相信“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
。
投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乐观与**，正是鲁迅“一发而不可收”
的思想动力。
到1921年8月，三年多时间，鲁迅仅在《新青年》上就发表各类作品五十四篇，平均每期达到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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