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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浚县明典史李化桂也勾结当地士绅，秘密策划逮捕大顺政权县令马世聪。
这两起阴谋败露后，首恶都被处死。
滑县令刘三晋还具疏奏请“李自成，欲一网打尽”
。
六月，大顺军将领刘汝魁带着兵马来到，把浚县、滑县、长垣三县的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各安置边远州县”
[12]。
大顺政权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晋之缙绅，“其未死与潜匿者，票催尽解西安”
[13]。
河南辉县一带的“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
[14]。
顺治二年清都察院的揭帖中说：“河南、山西官绅为贼逼勒西行，甚有合家颠连，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
[15]这种大批迁徙明朝官绅的目的，在于使这些地头蛇脱离故土，无从发挥他们的反革命能量。
关于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在山西就地组织固守，伺机反攻，而是径直返回西安的问题，由于其失败后档案被毁弃一空，我们无从知道李自成等人当时是怎样商议和决策的。
看来主要是因为西安是大顺政权立国的地方，称为西京。
一些史籍曾经记载大顺军渡河东征时，中央机构仍然留在西安，李自成统兵所到的地方称为行在，六政府各选一侍郎从征。
[16]此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从来没有在北京露过面，可以肯定这位皇后一直留在西安。
这就意味着，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实际上存在着两京制度。
北京失守以后，西安就成了大顺政权的政治中心。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的大顺军队比较多，李自成需要亲自去组织反攻力量。
然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似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李自成回到西安以后，确实很快就开始了反攻的准备工作。
顺治元年七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一件塘报里，提到了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其中有“长安二府田（指田见秀），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
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
三路行兵，指日前来。
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
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
等语[17]。
这个行牌为了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不免有所夸张，但表达了大顺政权领导人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雄的意向。
行牌中宣布以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原为明朝汉中总兵）统兵三十万为先锋，也值得注意。
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精蓄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
大顺政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府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
等物[18]；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治地区）“打造盔甲”
[19]；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
[20]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
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燝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
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
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
[21]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井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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