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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就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意气风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当中；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官绅地主在各地的头面人物虽然被弄得衣冠扫地，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社会联系、习惯势力把当地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
这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突起的革命**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统治者的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
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的失败，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各地官绅地主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
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榜闯大逆无道罪状”
，“凡逆闯政令一切革去”
[2]。
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全面复辟。
现将山海关战役后两个月内北直隶、山东、河南地区发生的官绅地主叛乱情况列制为表，附于本书之后，供读者参阅（见附录）。
这些叛乱虽然是分散、自发的，但都不谋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
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帅金炊为“济王”
[3]；大同总兵姜瓖也以明枣强王朱鼎册“续先帝之祀”
[4]。
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
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
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
[5]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结果仓促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
[6]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第二节 李自成返回西安时的部署
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顺政权领导集团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
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和山东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一线。
五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做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陈永福带领兵马一万镇守[7]；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镇守，兵员数字不详。
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陈永福，“授以坚壁清野之计”
[8]。
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挂甲庄[9]。
在河南卫辉府一带也留下刘汝魁等部大顺军镇守。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
大顺军主力西撤以后已无法有效地镇压北直隶、山东的叛乱，而在山西、河南则仍然采取了有力的对策。
对于已经发生的叛乱，坚决用武力平定。
五月上旬，大顺军从北直隶撤入山西时，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榆次县和太谷县的官僚劣绅背叛大顺政权，关起城门，不让义军进城，甚至填塞水井，给军队饮水造饭制造困难。
李自成等人当即下令攻城平叛，把参与叛乱的分子处以死刑。
[10]五月中旬，山西定襄发生了大顺政权的饷银被明朝官僚组织的“游兵”
劫去、典史被害的事件，该县县令密报省城太原，当即派来大顺军三千多名平定了叛乱，并由镇守忻州的大顺军将领“兼辖定襄”
[11]。
大顺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坚决打击叛乱活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了北直隶、山东官绅地主叛乱活动的蔓延，使山西、河南等地的大顺政权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即在六月间下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
如五月间，河南滑县举人王良翰、程见周等绅衿，定盟“起兵，将斩伪令以待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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