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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而更不明言。
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
[86]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
[87]。
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形势危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
[88]。
同时面呈书信一封，内称：“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
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
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
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89]多尔衮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
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
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衮避而不用“合兵”
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90]吴三桂得到回书后，果然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能建立对全国的统治。
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
这主要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
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
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雌雄，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
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划出兵干涉了。
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
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97]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98]。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
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
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第四节 大顺军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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