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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说明，起义军内部斗争的激化，同明政府的反间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在起义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存汉录》说：“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计笼络，半月始定。”
《平寇志》说，汝才被杀后“一军大哗，闯贼以大队兵胁之，七日始定”
。
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罗汝才被处死以后，他的部将杨承祖、王龙等同李自成结下了怨仇，竟率所部向明陕西总督孙传庭投降。
明大学士蒋德璟在这年五月初三日的揭帖中说：“顷见秦督孙传庭驰报曹操部将杨承祖投降一疏，内称其敢战多谋，为操骁将。
操既被闯杀害，其部下哨目精兵与闯自相携贰，真天欲亡闯一机。
惟加衔都司出自该督给札，似当即下兵部径以实衔与之，庶益知感奋用命。
其余部混天狼及刘副将军，皆可乘机招致。
自此贼势益孤，便易为力。
……”
[19]蒋德璟的揭帖，反映了明廷妄图利用“罗、贺事件”
削弱义军的侥幸心理，也证明义军中曾经出现过局部混乱的事实。
我们在分析“罗、贺事件”
时，既要看到明廷从中插手，挑拨离间，也要看到它主要反映了农民阶层的狭隘性和动摇性。
绝不能为了歌颂李自成，就把罗汝才、贺一龙说成农民革命中的叛徒、分裂主义头子。
甚至违反事实地把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后一度出现的混乱，描绘成全军欢腾，一致拥护李自成的果断措施。
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中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采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因此，也不能因为李自成在实现农民军统一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过于激烈而多加指责。
在一些史学论著里，把罗汝才同李自成之争说成路线分歧，认为罗汝才是“流寇主义”
的典型代表，而李自成则是着手克服“流寇主义”
的错误，双方在应否“专土”
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吴伟业的一段记载：自成“置酒燕，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
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
’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
。
[20]罗汝才是否满足于“横行天下为快”
，反对“专土”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在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初，李自成积极延揽人才建立地方政权的时候，罗汝才依靠他的重要谋士玄珪，也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如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罗汝才部占领湖广安陆后，“用絃圭（玄珪）为考试官，遍拘诸生”
[21]。
攻克承天活捉明钟祥知县萧汉后，罗汝才也曾劝他投降：“吾知汝清官，能降我，当不失富贵。”
萧汉顽固不化，“伪参谋絃圭者（玄珪）又诱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谈，行权者达人之妙用”
[22]。
由于罗汝才、玄珪不久就被处死，我们对罗汝才部义军在占领地区的设施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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