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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
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
[24]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
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
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
[25]邵时昌等受命后，即“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
饥民趋如鹜。
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
[26]。
二月，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探听到义军已经转移，才领兵来攻洛阳。
城破，邵时昌等为李仙风所杀。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立政权的尝试。
顺治《河南府志》说：“贼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
[27]李自成攻克洛阳时，虽然不一定就有了开国建号的计划，但是这个措施至少说明义军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权的问题。
人们或许会说，任命一个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吏员，负责洛阳这样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如同儿戏。
李自成部义军的实力当时还相当有限，兵员虽有数万人，但骨干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队担任防守。
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
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
洛阳失守以后，李自成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秋，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再也没有勉强去做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事情。
[28]他“破城下邑，弃而不守”
，每次部队转移之前，都下令将攻克城池的城墙拆毁，叫作平城，目的是防止官军再度据以抗拒。
[29]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张献忠起义军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夷其城”
的措施，表明张献忠对客观形势同样做了清醒的估计），它保证义军能够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夺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一阶段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表明经过十几年的斗争锻炼，起义军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力量对比的优势和作战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地转到起义农民手中。
崇祯十三年以前，各部起义军都没有攻占过大城市（凤阳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而且凤阳虽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规模却并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没有被俘杀的。
而在崇祯十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两城，杀福、襄二藩。
战役的胜利，不仅缴获了大批金钱财物和军械，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它使起义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强大、实际却虚弱不堪的本质。
朱由检得到洛阳被攻破、福王被杀的消息，在召见阁臣和礼、兵二部科臣时，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
[30]“御袖为湿”
[31]，诸臣只好俯伏请罪。
[32]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
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
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
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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