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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臣们见皇帝护短，只好缄口不语。
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传来，朱由检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起用因事下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农民起义军。
此后虽多次易马，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杨嗣昌那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了。
[1] 四川道御史卫周胤在崇祯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说：“剿饷原暂行一年，次岁又复催征二百八十万，吸尽百胜之膏血，实杨嗣昌流毒于天下也。”
（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九七页）后来，钱肃乐在《论恢复疏》中说：“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倾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
（见《甬东正气集）卷一）
[2] 《明通鉴》卷八六。
[3] 从湖广巡抚宋一鹤的题本中可以看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题本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练的情况。
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至八六页。
[4] 《明通鉴》卷八六。
[5] 明亡前夕，大学士蒋德璟在一次召对时说：“既有旧饷五百万、薪饷九百余万（指崇祯三年增加的辽饷和十年加派的剿饷），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
当时部、科难辞责。
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止二三百。
若山（山海关）、永（永平）兵七万八千，蓟（蓟州）、密（密云）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
民安得不困？”
朱由检听得刺耳，大发脾气。
蒋德璟退出后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见：“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皆以抽练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旨，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不言及。
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
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甚至未见贼先迎。
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尤急。
盖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追咎于议练饷之人。”
（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孙承泽也说：“杨嗣昌在兵部议加剿饷一（当作二）百八十万，欲练兵十二万为剿贼之用。
饷既加，陕、豫、江、楚报兵八万，然仍旧籍之兵也。
又议加练饷七百余万，将宣、蓟边兵抽而练之，集成劲旅。
营制纷纭，出彼入此，仍旧籍之兵也。
剿不成剿，练不成练，而四海之困穷已甚矣。”
（《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6] 《明通鉴》卷八六引给事中王家彦疏。
[7]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8] 《三垣笔记·附识》卷中。
[9] 《野老漫录》。
[10]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 《平寇志》卷三，记张献忠重新起义的日期为六月初一日，又说七月初一日“献忠焚谷城，西走房县合曹操”
。
时间都不对。
这里是根据王鳌永《抚郧疏稿》、《郝太仆褒忠录》以及《杨文弱先生集》，三书的作者都是当事人，应属可信。
[13] 《平寇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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