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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领也率部受抚。
如点灯子受抚于清涧；满天星受抚后，杨鹤从他一万两千人的队伍中，选拔骁勇留在营中，其余解散回乡；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也一度受抚。
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
从吴甡依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这种抚局的一点实际情况：
道路皆怨抚、道招安贼首，给札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
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许，获报前山皆贼。
予势不可退，令军弁执赈抚饥民牌单骑驰往，谕之曰：“朝廷钦命赈院来赈汝矣，各归乡里候赈，聚此无为也。”
贼众诺而退。
[8]
吴甡所说“道路皆怨”
，当然是指家有余粮的富室。
他的记载表明，在抚局羁縻下的起义农民，一方面对政府怀有希望；另一方面为了眼前不致饿死，又不得不四处打粮。
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呼之为“官贼”
，对招抚政策展开猛烈攻击。
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而告终。
抚局的失败表现为两点：一是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在陕西的起义军出现所谓“旋抚旋叛”
的问题。
关于起义农民“旋抚旋叛”
的原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
农民们的起义是由于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但并没有解决农民们迫在眉睫的生活问题。
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
[9]，无异于杯水车薪。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奏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
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10]李继贞在这里给朱由检算了一笔账，指出朝廷发放的赈金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
所以，他劝告皇帝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顾惜内帑。
这种话对于好货成癖的朱由检，是很难入耳的。
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种幻想。
这一点，杨鹤本人又何尝不清楚。
他在崇祯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说：“诸贼穷饿至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
此必然之势。”
[11]他费尽心机，勉强维持着对神一魁部的抚局。
可是，从山西返回的点灯子、上天猴、浑天猴等部起义军，却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在今陕西铜川市境），杀死都司王廉。
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义军中的李老豺、独行狼部攻占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
[12]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杨鹤的抚局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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