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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
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
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
予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
曰：“然。”
“抚按由此乎？”
曰：“然。”
“州郡由此乎？”
曰：“然。”
予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
佥曰：“无有。”
予不觉浩叹。
[50]
这段话，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史料，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正是由于明朝廷、抚按、司道、州郡、县令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农民同土地相分离，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吃人统治展开拼死的搏斗，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道路。
第四节 水利失修和灾荒频仍
马克思曾经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下去。”
[51]在明朝末年，我们又看到了由于水利失修带来的严重灾荒。
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反抗，国家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
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
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
的疏浚制度。
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
，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
[52]。
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
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
……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53]。
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
[54]的根本原因。
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
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
。
崇祯皇帝问：“水利何为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
朱由检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于是，在不愿“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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