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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
“婚姻”
和“发明”
之类的题目。
在53个标注题目的部分中，只有三十六分之一部分地保存了下来，构成6卷本的印刷书籍，因此整部书应该相当于200多卷印刷书籍。
唯一可能从规模如此浩大的藏书中获得好处的大概就是皇帝本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位皇帝不时地为这个或那个目的从书中寻找着前人事例，也可能是宫廷阴谋，或者是派遣的使节，或者是英勇作战的事迹。
君士坦丁七世对系统知识的痴迷也扩展到宗教领域。
我们确实了解到，他曾下令编纂一部被称为《历书》（Synaxarion）的历法，包括众多整理出来的圣徒传记，按照每天纪念某人某事的方式排列，该历法可能成为此后内容更广泛的圣徒传记（共148部）文集的蓝本（这一点我们把握还不大），据说“大官人”
西蒙（Symeoe）以通用而典雅的希腊语对该历法进行修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易于背诵的改写本历法。
最后，还有一部相当于拜占庭百科全书的作品，人们神秘地称之为《词海》（Souda，字面意思是“渠道”
），包括大约3万个词条，按照字母排列：难解的词汇、历史注释、文学诠释、谚语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识。
该作品完成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0世纪末以前，明显受君士坦丁七世的思想影响，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它与他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重构的君士坦丁七世思想影响下的文化活动究竟是什么呢？缺少法律科学的原因在于，对查士丁尼法典这类法律典籍进行希腊语的翻译“清理”
活动早就进行了，从巴西尔一世时期开始并在利奥六世时期完成：其成果就是60卷本的“皇帝立法”
（Basilica），其大部分内容是恢复古代立法而非侧重于实用目的。
军事科学则早由利奥六世做过整理。
至于其他方面，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君士坦丁七世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和归纳消化所有有用的知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阶段。
其圣徒传记计划造成普遍的混乱，但是其世俗知识计划也意味着其影响很难扩展到宫廷以外很广泛的地方。
它只为未来的皇帝及其同时代人提供大量参考藏书。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七世之后再也没有经历另一次文化黑暗时期。
并不是所有他能够看到的那些文献都保存了下来，但是人们仍然继续抄写9—10世纪抄写和摘录的大量浩繁的书籍（可能还不仅仅是偶然进行的），而且继续阅读它们。
拜占庭学术复兴不仅挽救了许多古代古典作品，而且还决定着幸存典籍的内容，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这是拜占庭人选择的结果。
古籍文献并非随意进行抄写，它们被抄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或者是适用于实践的目的（如医药、农业、军事科学、天文），或者可以作为珍藏珍奇知识的手段，或者可以作为文学风格的典范。
此外，还有一个财政因素。
阿瑞萨斯有时就记录下他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金额，使我们了解到，他抄写欧几里得（现藏牛津）花费了14个金币（nomismata）；抄写柏拉图（对开471页）花了13个金币，使用的羊皮纸则花了8个金币；抄写基督教使徒文集（现藏巴黎）花了20个金币，还花了6个金币来购买羊皮纸。
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花销，超过了最富有的个人能够承担的极限。
我们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一个中级朝廷大臣的年俸总额为72个金币。
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换算（在可比的范围内），阿瑞萨斯的柏拉图文集大约花费了5000英镑。
在文献中尚无学术机构赞助的记载。
考虑到多种局限性，保存下来大量古籍就是相当突出的功绩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抱怨，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其他不同的选择吗？拜占庭人与我们的趣味不同，他们对戏剧几乎没有兴趣，喜欢散文更甚于诗歌，他们最讲究修辞：因此埃柳斯·亚里斯泰迪德（AeliusAristides）大量的作品（现存有超过200个手抄本）只有几个读者，还有卢西恩、希美留斯、里巴尼乌斯、塞米斯提乌斯、赫里修斯等其他许多类似作家也是如此。
对辞藻华丽的追求流行一时，甚至超过宗教狂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只有“背教者”
尤里安的演讲和书信，当然还有他的《驳加利留斯》（traGalilaeos）。
令人惊讶的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很少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过于陈旧，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是值得怀疑的。
殉教者查士丁（JustinMartyr）、雅典那格拉斯（Athenagoras）、泰坦（Tatian）、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等作家的文本传统只能从阿瑞萨斯于914年制作的唯一的手抄本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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