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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图书馆后来是否重新修建，我们也不清楚像吕底亚的约翰（JohnLydus，他也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人）这样冥顽不化的研究古董的老学究是从哪里找到所有他引用的那些书籍，尽管有一次他告诉人们，他在塞浦路斯找到了一本《女先知西比尔》的手抄本。
牧首图书馆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其藏书可能只限于宗教文学（正如我们恰巧了解到8世纪的情况那样），而且保存得并不太好。
9世纪宫廷图书馆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提到过，收藏有先知书。
后来君士坦丁七世把它扩大了，但也是就塞满一所小楼的阁楼。
当814年利奥五世下令编纂支持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会文献书目时，他安排这个活动刻意追求的目的就是建立宫廷图书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但是书籍必须从各个修道院和教堂收罗来。
人们得到的印象就是，古老的手抄本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许多地方，各个图书馆开展孜孜不倦的搜寻工作后，才能进行抄写誊清工作。
其中有些文本甚至可能是在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找到的。
侯奈因·伊本-伊沙克（Hunainibn-Ishaq，9世纪人）是将科学和哲学文献从希腊语翻译为阿拉伯语的著名翻译家，他游历过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和哈兰（Harran）等地，就是为找寻希腊手抄本。
两度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任）是我们下一位观察对象。
他一直在有争议的背景下完成其阅读笔记，包括290卷书，对应为380种作品（由于有些卷可能包括几部不同的作品）。
这些笔记通常被称为《书目》（Bibliotheca），涉及的每本书都有几行甚至十几页的相关内容，大多包括该书的内容摘要和读者评价。
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基督教的（233种），还有147种是属于异教或世俗的。
不包括学校的教科书、诗歌和戏剧。
另外，藏书具有极大的多样性。
这些书的绝大部分非常突出地显示出它们属于古代晚期，更往后时代的书则很少出现。
佛提乌阅读的书中有一半多一点现在已经完全佚失或者仅存残篇，这表明他参考的是这些书古老的抄本，而其中有疑问的（或者大部分）的作品都不被看好，以至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进行抄写。
使我们感到莫大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书的。
如果他的私人收藏就包括这些书，那么他一定拥有一个远比目前人们记录下来的任何其他拜占庭图书馆都更为丰富的收藏。
除了这个谜团之外，他那个图书馆收藏的书没有一本完整保存下来，而我们在其弟子恺撒里亚的阿瑞萨斯（ArethasofCaesarea，约860—约939年）的藏书中，还能找到6本手抄本，这也成为别人抄写的对象，我们还能多多少少确定其他25本手抄本来自佛提乌的图书馆。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下一个阶段正好是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博学的时代”
，尽管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编纂的时代”
。
君士坦丁七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天性好学，他被篡位皇帝罗曼努斯·拉斯卡利斯（“一个无知的皇帝”
）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有大量闲暇时间投身于他的研究。
一旦他回到皇帝宝座（也许在那之前），便立即开始实施一系列图书整理编纂计划——一批合作者推进了这些计划。
历史学家们因此应该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礼仪书》《帝国政府》（关于帝国外交关系的论文）和《论军区》（Dethematibus，关于帝国省区的研究），我们对于拜占庭帝国的了解就要少得多。
上述三部作品主要是为实用目的编写，但是其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古代研究，都关注帝国官职如何运转。
其他作品则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农志》（Geoponica）是本关于古代晚期农业的论文集；《兽志》（Hippiatrica）是本关于兽医科学的论文集。
君士坦丁七世似乎还下令编纂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和另一本动物学百科全书。
但是其多项计划中最浩大的一项是通常被人们称为《通志》（Excerptahistorica）的编纂计划。
这是部从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广泛挑选出来的摘录文集，涉及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9世纪“僧侣”
乔治（GeetheMonk）时期的作家。
全书是按照主题排列的，每个部分分别标注诸如“皇帝的敕令”
“胜利”
“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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