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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试图通过挑动不同酋长之间对立争斗的传统分化办法和治夷之术削弱他们，却意外受挫未能奏效。
拜占庭帝国在此后的对抗中更加处于不利地位，被迫于1053年[2]签署“三十年和约”
，允许迁徙的部落居民定居在多瑙河南部黑海内陆地区，这个地区非常靠近早年保加利亚的核心地区。
拜占庭帝国依旧控制着多瑙河各城镇，但是与7世纪初保加利亚人给君士坦丁堡人造成的灾难类似的梦魇仍然挥之不去。
皇帝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nenos，1057—1059年在位）试图进行更有利于帝国的强制性移民，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到11世纪70年代，帕臣涅格人和当地乌拉赫斯人卷入的一次叛乱使得帝国彻底丧失了对多瑙河城镇的控制权。
宫廷政变的阴谋预示着不幸的降临，当1083年“三十年和约”
到期时双方恢复相互敌对，帕臣涅格人勾结海姆斯山脉（Haemus）南麓那些怨气冲天的基督教异端社区共同反对帝国政府。
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Ⅰ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决定于1087年在海姆斯山脉北部发动战争，以图重新取得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于971年曾获得的重大胜利，后者就是在德里斯特拉（Dristra）这个地方赢得了他击溃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胜利，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此时拜占庭军队却全军覆灭，阿莱克修斯一世侥幸逃脱。
双方再度订立和约，确定以海姆斯山脉为边界，但该和约很快就遭到破坏，帕臣涅格人越来越深入色雷斯，1091年兵抵君士坦丁堡城郊。
皇帝的部队大量减员，形势极端恶化，只是由于尾随帕臣涅格人的另一个草原民族库曼人（s）大批迁徙抵达这里，局势才稍稍缓和。
在这个事件中，拜占庭人买通说服库曼人在莱文农山（Levunion）战役中摧毁帕臣涅格人，但是他们也可能会轻易倒戈，三年后果真成为当地的入侵者。
他们取代帕臣涅格人成为帝国北方长期的威胁，1122年，无论是库曼人还是帕臣涅格人的残余居民都大举进入色雷斯地区。
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Ⅱ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在斯塔拉·扎格拉（StaraZagora）精心设局彻底击溃了他们。
这次胜利使帝国加强了自1092年以后恢复的对多瑙河前线的控制。
11世纪中期，帝国设想在多瑙河沿岸建设紧靠南部荒芜地带的商贸区的计划似乎重新开始，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直到1185年，多瑙河下游流域一直是帝国最持久稳定的边境区域。
这大概还得益于俄国君主某种程度的合作，他们也在多瑙河各城镇的商贸财富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帕臣涅格人和库曼人都是大体类似的敌人：他们都保持游牧生活方式，都持有原始宗教信仰，采取同样的作战方法，保持同样的草原生活习惯，生性就不安分，他们都符合希腊罗马世界有史以来早就认定的同一种民族类型，有学问的拜占庭作家都一直确信所有北方的野蛮人都是斯基泰人（Scyths），这样的看法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
帕臣涅格人问题尚属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在可控范围内：帕臣涅格人并不具备从斯基泰世界其他部分继承来的制度遗产。
相反，这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有关，而他们在11世纪中期从东方进攻拜占庭帝国。
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也属于寻求战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场的游牧民族，而小亚细亚恰好能够提供大量的战利品和草场。
同时，他们还是具有宗教目的的进攻者，与11世纪中期接收并复兴了阿拔斯王朝的政权具有种族联系。
塞尔柱人领袖托格鲁尔（Togrul）的继承人阿尔普·阿斯兰（AlpArslan）和马利克·萨利克·沙阿（MalikSalikShah）继承其权力成为哈里发之外的苏丹。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将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在严格的逊尼派正统派旗帜下，他们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征服拜占庭帝国，而是重新统一法蒂玛王朝。
他们乐于使游牧的突厥人的掠夺活力转移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而不是放任他们生活在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那些定居的穆斯林民众中。
正是游牧民族无拘无束的扩张性和来自伊斯兰最高权力的集权制度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个时期的突厥人成为如此可怕的威胁，而拜占庭统治当局则忙于自己内部的稳定，无暇他顾。
特别是各式各样没有固定匪巢的匪帮军阀同时进行的入侵，也使得集中抵抗和资源调动变得异常困难，最终，当在位皇帝将首要精力集中到东部前线时，他采取的抵抗入侵行动就使他于1071年在曼济科特（Ma）战役中与苏丹阿斯兰进行直接决战。
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RomanosⅣDiogenes）遭到惨败，在战争中被俘，这是自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二百六十年前阵亡以来拜占庭皇帝在战场上遭遇的最为屈辱的失败。
根据双方签署的和约，苏丹仁慈地释放了罗曼努斯四世，而没有提出过多的领土要求，但是皇帝被释放却引发了他和君士坦丁堡统治当局之间的内战，因为朝廷拒不接受罗曼努斯四世而倾向于米海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ⅦDoukas）。
尽管米海尔七世的政府试图孤立罗曼努斯四世，但是却没能维系住整个军队的忠诚。
当内战再度爆发时，突厥人不仅未遭遇抵抗地大举进军，而且在拜占庭将领的引导下，深入小亚细亚内陆——这些将领千方百计招募突厥人来对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由于内陆各地城乡有一个多世纪没有遭受外敌侵袭，因此也都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而地方大地主不是从捍卫他们自己的地产出发而是从朝廷中寻求各自的利益。
这样，曼济科特战役胜利后20年，突厥人便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立足定居，他们的占领活动不断推进，超越游牧生活的阶段：这个塞尔柱族群的一个分支，在君士坦丁堡的亚洲腹地尼西亚城高大的罗马式城墙保护下，正在发展成为独立的苏丹国家的领导核心，同时在士麦那（Smyrna）港口城市，一位曾在拜占庭军中服役过一段时间名叫查察斯（Tzachas）的埃米尔建立起自己的舰队，他打算凭借这支舰队夺取爱琴海各个岛屿。
自1092年以后，形势发展对拜占庭帝国有利，马里克的去世使塞尔柱苏丹国加速分裂为几个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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