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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不断从其并不完满的实力中获得好处，而这种实力是它在7—8世纪期间为生存而战时建立起来的，相比于那些在公元800年时风头盖过它的大帝国，那个时期的建设把它塑造成拥有强大凝聚力的稳定坚固的国家的榜样。
它在领土疆域上比加洛林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更为紧凑，也不像它们都是王朝性国家；也就是说，它不是由王朝建立的国家，其国家认同或存在也不依赖于王朝的存续，或者说是王朝的替代物。
它不像其他绝大多数的中世纪帝国是靠咄咄逼人的战争凝聚起来的，因为它们要满足军事贵族对土地和战利品的需求。
它具有哈里发国家缺乏的宗教实体：毁坏圣像争端最终以843年恢复崇拜圣像而结束，这场争端将东正教和政治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拥有政府组织机构，即官僚体制、职业化军队和复杂的税收制度，这些在加洛林王朝里都是缺少的。
其帝国都城和圣城是同一个城市，这一点无论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兰世界都不存在。
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可能在炫耀财富、学问和朝廷权势方面不输甚至超过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比它古老四百年。
那里的建筑物和老规矩仍然是君士坦丁大帝和罗马帝国的有力见证，虽然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在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前它就存在了，那个时候的巴格达只不过是个空城，是早已灭亡的波斯帝国建在河边的陪都遗址。
就是在这个“君王之都”
当时还完好无损的城墙内，拜占庭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政治文化财富，除了远东之外，真是无与伦比。
它确实证明着，拜占庭帝国的实力来自它的历史，而10世纪的扩张恰好与帝国当时的复兴政策相一致，政府致力于恢复从古代到6世纪的成文传统制度，并将它们编纂为典籍，同时收集整理的还有成文的和口头的记载，最新的军事、庆典和外交实践文献。
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时，帝国的疆域自克里特到克里米亚，从墨西拿（Messina）海峡和多瑙河到阿拉塞斯河（Araxe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奥伦特斯河。
真正能够对这些边境造成严重威胁的只有奥托三世的继承人亨利二世（HenryⅡ）和康拉德二世（radⅡ）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领地，煽动地方叛乱，但是由于他们行动的基地远离他们干预的地区而难以发挥作用。
拜占庭帝国与其北方的两个近邻马扎尔人和罗斯人的关系整体上看得到改善，主要由于后两者于10世纪末皈依了基督教。
罗斯人是从拜占庭帝国接受的基督教，同时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Anna）还成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新娘，而基辅远离君士坦丁堡也避免了随着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而出现的难解的恶性循环。
也是由于距离遥远，一定程度上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与什叶派法蒂玛（Fatimid）王朝和平共存，这个国家于969年在埃及夺取政权后迅速崛起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强国。
开罗的法蒂玛王朝主要的对头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
尽管拜占庭帝国与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发生过冲突，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由于迫害基督徒并摧毁包括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在内的许多教堂而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但是巴西尔二世在稳定东部前线局势后，一改其前任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政策，停止收复近东地区的行动，而致力于清算保加利亚人，从而使得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收复了西西里。
这样，1025年时拜占庭帝国的局势就非常明显地预示出来。
甚至25年以后，帝国除并吞埃德萨城（Edessa）和阿尼（Ani）与卡尔斯（Kars）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王国之外，其东部疆域几乎没有任何扩大。
但是到1080年，帝国面临巨大的麻烦，它迅速丧失了对整个亚洲领土的控制，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也摇摇欲坠，遭到严重侵蚀。
从11世纪末记载这些事件的拜占庭作家开始，有关这次倒霉大难的解释就汗牛充栋。
拜占庭显然存在着领导方面的失误和制度上的缺陷，而诊断症状比确诊病因更为容易：20世纪的学者试图从封建主义发展、自由小农破产以及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冲突造成的经济衰败和军事无能上解释这次危机——这种解释已经过时了，比11世纪关于那些君主不负责任且无能的统治的说法好不了多少。
从结构上看，我们可以说此时轮到拜占庭帝国去经历过度扩张带来的难题：帝国生存的实力从地理学角度观察已经消耗殆尽失去活力，疆域不再紧凑充实，文化上也更多元化，社会组织更为复杂，而帝国正是因为战争的胜利、领土的并吞和安全越来越有保证而发展了社会组织。
此时，拜占庭帝国还是同一个帝国，可能比它原来的最佳状态还要好很多，但是它的敌人却突然变得不再是同样的敌人了。
拜占庭帝国一直面对着周围那些发展成国家的近邻，它能以优势地位居高临下地成功应对和妥善处理与它们相关的事务。
但它还没有准备好对付那些在国家机构之外行动的敌人，例如11世纪中期突破边界入侵帝国的那三个入侵者：帕臣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和诺曼人（Normans）。
对帝国心腹首都地区和巴西尔二世取得战绩地区的最急迫威胁来自帕臣涅格人，这个部落联盟自9世纪末就一直主宰着西部的庞廷（Pontic）大草原。
帕臣涅格人在其邻近居民马扎尔人、哈扎尔人、保加尔人中拥有可怕的名声，与这些邻居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异教信仰和游牧生活。
拜占庭帝国征服保加利亚使得帕臣涅格人与帝国发生直接接触，他们遂成为帝国在多瑙河下游主要的邻居。
起初，拜占庭帝国以重兵驻守边疆，拒抗他们于境外。
但是1033—1036年间他们发动一系列袭击，造成巨大灾难，其中一次甚至突进到塞萨洛尼基城下。
此后，米海尔四世（1034—1041年[1]在位）政府制定了三项措施来稳定边防：减少边境巡逻部队的数量；在多瑙河南部地区设立人烟稀少无人耕种的“荒芜地带”
；扶植发展边境要塞周围的市场，以便为这些游牧居民提供手工制品和农业产品，不然他们就将发动袭击抢夺这些货物。
这些政策似乎发挥了作用，直到1046年帕臣涅格人遭到乌古斯突厥人（OghuzTurks）的攻击而向西迁徙再未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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