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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开弓便没有回头箭。
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非常积极地支持阿里乌派学说，甚至将他自己在该问题上的主张定为“教规”
。
瓦林斯遵循了同样的准则，将一群在该问题上反对他的人活活烧死。
狄奥多西一世来了个彻底的“U”
形大转弯，命令其所有臣民必须遵循尼西亚信经：异见者没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试图反抗则会被处以死刑。
与此同时，皇帝的法律明文列出长长的异端派别名单，它们的支持者都遭到迫害，国家将他们从城市中放逐，禁止他们的仪式。
《狄奥多西法典》中不少于65篇法令是针对异端的，国家变成了神权社会。
然而，人们在神学方面提出异见的势头却丝毫没有减弱。
从帝国用两百年时间才最终压制的阿里乌派开始，基督教进入神学狂热阶段，这导致异端大量产生。
如果说今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包含太多这样的内容，那部分原因是因为教会史的材料占据重要的篇幅，这种体裁由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开创，并由苏格拉底、索卓门、狄奥多利特和其他教会史家发扬光大。
如苏格拉底就认为，如果主教不为教义问题彼此争吵的话，那么教会史家就无事可记了。
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比较重视且考虑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基督教教义，尤其是涉及基督神性的不同解释，依然激起民众的极大热情，尽管他们对所争论的内容毫不了解。
阿里乌派学说在许多方面都为聂斯脱利派所承袭，后者最终被驱逐出帝国，并成为波斯帝国基督教的主流派别。
此后就是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这一争端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它仍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和亚美尼亚。
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宁愿承受迫害甚至死亡，也要就基督是在两性之中（en）还是由两性而来（ek）争论不休，他们都坚信自己的论敌犯了弥天大错，分割或者混淆基督的人性。
当然，政府越去迫害那些异见者，分歧就越难以弥合。
此后，只有对神学的热情趋向神秘主义时，这些争论方才告一段落。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600年之后没有新的教会史作品产生的原因。
基督一志论（Moism）是基督一性论苍白无力的后续理论，它的提出是出于政治考量，在680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上遭到彻底埋葬。
这是最后一次“壮观的”
异端运动。
而毁坏圣像运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实质则是关于崇拜方式的（cultus）争端，这本身就暗示着新的变化：拜占庭的基督教开始向罗马意识影响下的宗教回归。
关于抽象神学理论的争论实属小题大做，使得虔诚和崇拜的本质发生了偏移，不必多说，这在4—5世纪时自然是个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最终差不多将基督教转化为某种多神教形式，这就是对圣徒的崇拜。
它的起源足够单纯：作为一个曾经遭遇迫害的宗教派别，基督教以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也就是殉教士）为荣。
人们记录他们的生平和言行，并用宗教庆典的方式纪念他们，其中包括在他们坟墓周围举行的聚餐活动。
君士坦丁给这些殉教士修建巨大的室内圣所——包括罗马的圣彼得、圣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和圣洛伦佐（Lorenzo），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圣摩休（Mocius）和阿卡基乌斯（Acacius）。
到4世纪中期时，人们发现殉教士的遗迹不但受到人们尊崇，而且每天都会发生超自然现象。
普瓦提埃的圣希拉里（StHilaryofPoitiers，约360年）记载，那些圣徒能够当众喝退恶魔、治愈疾病、身体悬空飘浮，而且能把妇女们的脚悬吊起来——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要吊起她们的脚——毫不羞耻地让她们的衣服滑落到自己的脸上。
毫不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圣徒的遗体成为宝贵的财富，人们不仅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而且更将它们分尸，这种行为既违反罗马法律，也违反坟墓不可侵犯的道德规范。
政府——而不是教会——制止这种恶行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
386年的一篇敕令明文宣布，“任何人不得分割或售卖殉教士的遗体”
，因为当时非法交易这些圣体已成为流行的风尚。
很明显，这里存在着欺诈的可能性，更不用提这种交易的不合道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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